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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丨觅游 SC
昨天下午3点左右，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微博“网信中国”发布消息称：
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网信办，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针对微博在蒋某舆论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责令其立即整改。微博热搜榜、热门话题榜均停更一周。
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同时，要求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依法从严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虽然没有明确点明蒋某舆论事件为何，但广大瓜友还是猜了个七七八八。
两个月前，微博ID为“花花董花花”的用户公开点名网红张大奕，警告其“别招惹我老公”。随后有网友指出，该用户老公疑为淘宝总裁兼天猫总裁蒋凡。
因张大奕持股如涵控股与阿里巴巴有业务往来，所以除了家庭纷争外，网络传言蒋凡和张大奕之间存在利益输送。
一时之间，私德和商业的矛头一起将蒋凡与阿里推上了风口浪尖。
然而很快，该条微博的评论即被关闭，虎嗅、凤凰财经等媒体转发总裁夫人的消息也被光速删帖，想要发布与此事相关言论的网友被系统提示发布内容“需要人工审核”。
舆论像涂在玻璃上的水彩，在微博空间中一下子被抹得干干净净。就此次微博热搜停更整改事件，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强调，网站平台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管理制度，明确内部审核处置流程，既不得为违法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台，又不得随意干预信息正常呈现、干扰网上传播秩序。
而红星特约评论员指出，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社交媒体、自媒体，只要沾上“媒体”二字，就是公共舆论场的一部分，不能成为个别人的自留地，不能成为私权的保护伞。
同样的“保障网络传播秩序，保护舆论与公共利益”要求和倡导下，以上两者对于微博的性质认定和侧重却稍有差别。
实际上，微博是平台还是媒体早在其进入人们的视野时就已有讨论。
放眼中外，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往往都在为用户提供“平台”。而就像“网络”这样带有平等、双向的色彩隐喻用于描述人际关系时，隐藏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权力的不平等。
“平台”这一隐喻也隐藏了微博并非“平面”的事实，回避了对其公共痕迹的责任问题。（图源网络）
无论是热搜榜持续不断的议程设置，喂送给用户经过筛选的信息；还是资本力量之下，声量大小参差不齐的麦克风带来的一呼百应或是无人问津，这一“平台”只是提供给人们平等发声的机会，而非同样被听到的权利。也正如火车站台不对乘客负责，"平台"这一隐喻同样暗示了来者不拒、有闻必录的中立性，一定程度上逃避了对公共信息的核查责任。
国内网友受困于发源于微博的反转新闻、虚假维权和网络暴力；国外人们愤怒于Facebook上的种族言论和操纵选举。
而当这些社交平台不可避免的成为人们分享信息、获取新闻的媒体资源，成为所谓的平台型媒体时，新闻真实、言论自由这些事关公共性与公共利益的原则将成为不可能绕开的根本问题。
说到公共性，微博才开始勃兴时，不少人认为它极具成为中国公共领域的潜质。
公共领域这一理论概念最早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类条件》中提出，后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完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其居于社会与政府之间，在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和作为私领域的社会之外，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随着国家对私人企业的经济干预和企业家渗入政治权力体系，西方社会中“公”“私”领域的界限逐渐模糊，从而直接削弱了公共领域赖以生存的根基。
同时，在公共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大众媒介日益商业化和以市场为导向，变成展示政府正当性和公司进行公关并推销消费主义文化的舞台，批判的公共性被操纵的公共性所取代。
尽管学者们不大认同带有描述性、历史性和理想色彩的公共领域概念，但获得公认的是，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它与民主休戚相关。
因此，更多学者也不再纠结这个概念本身，而是研究和思考它的现实操作性以及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发展它。
2005年，瑞典学者达尔格伦（Dahlgren）总结了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维度：❶结构 ❷再现 ❸互动。
从结构上看，微博重构了我国公共领域的既定格局，颠覆了传统媒体此前的垄断性话语地位。
无论是“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中源发于微博用户的现场画面，还是2018年花总曝光星级酒店卫生乱象引发的监督整改，从新闻生产最前端的线索采集到直接与用户相连的新闻分发、舆论反馈，微博都为用户提供了相互交流、辩论的公共平台与麦克风。
2018年1月末，微博被北京网信办约谈，热搜相关领域也被下线一周进行整改。事由却是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社官微发博，点名批评嘻哈歌手PG One歌曲《圣诞夜》涉嫌教唆青少年吸毒与侮辱妇女。随后，PG One粉丝靠资本力量将子虚乌有的“紫光阁 地沟油”推上实时热搜榜，借公意报私仇。恢复后的微博增加了“新时代”栏目，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却也见公共领域该有的独立自主被一再挤压。
从再现上看，微博给了各种信息意见最大的可视性，使得任何信息都必须随时准备直面可能的质疑、补充与修正，任何意见都必须随时准备直面可能的批评、解释与再解释。
远有因事故现场笑容满面，被网友举报落马的贪腐官员杨达才；近有因照片上血色过于鲜亮，被人们质疑的造假维权者，微博空间中的无处不在的可视性成为商议和讨论的前提。
试想在前微博时代，张文宏医生关于早餐不喝粥、吃三明治的言论被误解误读后可能难有下文，而微博热议中却获得了解释和声明的可辩性。
但可见、可辩也成为了杠精和键盘侠手里的武器，公共领域中要求的理性交往原则在微博中难有保障。
作家陈岚仅凭一张朋友圈照片指责王凤雅父母诈捐引发众多支持；北京女生翼装飞行不幸遇难却引来人们对其家庭背景、生活方式、生命价值的挖掘与批评。
从互动上看，公众之间、公众与媒体、公众与政府机构的互动在微博场域之中都更加扁平化。
离婚冷静期、禁止女性冻卵等两会议题在微博场域中引发热议，相关人大代表针对舆情做出回应；江宁婆婆等一批网红政务微博卖萌耍帅，收获百万粉丝。但流量资本之下的推手与水军也左右公共议题及其走向，泛娱乐化和狂欢化内容挤占了对事关公共利益问题的关注与讨论，点击量、粉丝数、转发数、点赞数等指标无形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判断。
同时，网络平台作为政府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官方网站”“政务微博”“官员微博”在公共事件讨论中起到的政策发布、澄清事实、舆论导向作用，很大程度也决定了公众对于公共事件的认知及态度，加之“政治化”传统使公众易于默认政府对公共事件决策，不愿展开理性批判，不易形成独立判断。
自古以来，伴随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的是一波又一波民主的希望和至今也难以解决的问题。
百年之前，两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和杜威面对大众社会的出现、大众传媒的普及、公共生活的衰退、商业化的内容生产环境，公众的民主素养退化和民主的堪忧前景，也提出了各自的诊断和经典的解决方案。
李普曼认为公众是被自己的偏见和外界的控制所左右的无自主性的人，因此他反对参与式民主，无奈地把这一重要任务推到了少数“局内人”和专家的身上。
杜威却对公众能力持乐观态度，认为公众是存在的，只是技术和经济力量的发展使公众衰落了。
因此，只要充分传达知识和科学，发挥教育力量，一个真正的有组织的公众就会形成。
往大处说，对于今天的微博以及更大的中国互联网场域，李普曼最终在社会科学层面上对民主的彻底绝望和走向虚无不是我们终极的追求。
杜威从哲学和伦理学的层面试图回答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应该和可能是如何的，也更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现。
往小处说，没有微博热搜的一周，也是给所有未来依旧会点开这只红色小眼睛的人们一次停顿，静心反思、再次出发。
参考资料：
[1]新传研读社.数字社会中的隐喻：平台（platform）
[2]余秀才,朱梦琪.微博、公共领域与后现代文化[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02):135-138.
[3]尹连根.结构.再现.互动:微博的公共领域表征[J].新闻大学,2013(02):60-68.
[4]万新娜.网络媒体语境下公共领域之幻象——公共领域媒体实践的批判[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09):59-61.
[5]张宁.进步民主与传播观念的变迁——由杜威/李普曼论争说谈起[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11):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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